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希臘的六天工作制是個先兆嗎

鑒于當前的全球緊張局勢，鐘擺似乎在朝著工作時間方向擺動，無論是通過提高退休年齡還是每周更多的工作日。在這方面與其說希臘是個打破趨勢的國家，倒不如說它是個趨勢設定者。

在希臘長大的我最快樂的童年記憶之一就是每周的上學（工作）日從六天減到了五天。鑒于其他同胞當時也樂于看見這一變化，所以聽說有一部新法律允許好幾個行業的雇主再次實行六天工作制時，我是有點吃驚的。

這一變化令人驚訝的原因有很多：它似乎違反了普遍的趨勢，也就是促進工作、生活平衡并允許更靈活的工作安排。幾個發達經濟體政府（比利時、新加坡和英國）都宣布要縮減每周工作日，而其他國家（德國、日本、愛爾蘭、南非和西班牙）也在考慮類似的變更。

其次，希臘人以崇尚工作、生活平衡而聞名，而他們的工作時間也已超過其他歐洲國家。希臘勞動者平均每周要工作39.8小時，而歐盟平均值僅為36.1小時。

再次，盡管現任希臘政府看重企業和經濟增長，但它也重視女性的權利和個人發展，而這個群體也更容易受到更長、更固定工作日程的負面影響。同一個政府還展現了對基于證據的政策制定的承諾，而最新證據表明，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希臘的六天工作制是個先兆嗎較短的工作周和更平衡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員工滿意度，改善健康狀況，并最終提高生產力。

那么如何解釋這一意料之外的政策變化呢？政府將該舉措解釋為一個“例外措施”，而眾所周知這是“最后可行政策”的委婉說法。與許多高收入國家一樣，希臘正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盡管自2010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大量勞動力流失，估計有50萬希臘人（相當于當前人口的5%）離開了本國，使其情況尤為嚴重，但遭遇這個問題的可不僅僅只有這個國家。

問題的根源在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希臘政府正確地將這些人口狀況稱作“定時炸彈”。隨著人們日益富裕，對更高生活質量和更佳工作、生活平衡的合理需求，以及工作年齡人口的減少，共同制約了勞動供給。

發達經濟體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對此有四種可能走向：第一個是大量實施自動化，假設機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最終可以取代缺失的工人。但不是每一份工作都可以由機器或大型語言模型來完成，我們仍然需要人類來填補建筑業或食品、酒店業中許多最不受歡迎的低技能職位。

第二個選項是提高勞動者薪酬。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當需求超過供給時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是工資）就會上升。但更高的工資最終會導致消費者物價上漲，這在通脹成為主要關切的時期尤為不受歡迎。而更高的工資和價格會對希臘這類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個選項是讓發達經濟體的勞動者工作更多，正如希臘現在所做的那樣。雖然這一舉動似乎違背了每周工作時長減少的總趨勢，但實際上與提高退休年齡沒有太大不同，其他幾個國家（丹麥、法國、德國）也發現了這樣做的必要。這兩種情況下的政策變化都不受勞動者歡迎，而人們傳達的明確信息是，他們寧愿放棄更高收入（希臘第六個工作日的工資溢價是40%）也不愿比以往工作更多。

這使我們只能選擇第四個選項，即利用可控且合法的移民政策來增加勞動力供給。在那些受難民危機和非法移民困擾的地區（比如大部分歐洲國家和美國），設計良好的移民政策有潛力去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然而目前這類政策似乎不大可能施行。面對地緣政治分裂狀況和各類國家安全的關切，各國正日益關閉邊界并轉向內部。

值得再次提醒的一點是，在一個全球互聯的世界里國外與國內的界限是極其纖細的。源自其他地區的問題也會對國內事務產生重要影響，勞動力市場也是如此。

當然還有第五個選項，即富裕國家的人們減少消費和增長，依靠他們愿意提供的勞動所產生的成果過活。這樣做不僅可以提供他們尋求的工作、生活平衡，還能確保一個可持續的未來，但迄今為止愿意接受這一權衡的人很少。

大多數人都希望坐享其成，但這是不可能的。為了維持當前的生活品質，高收入國家的公民必須開放邊境歡迎新移民，或者延長工作時間。鑒于當前的全球緊張局勢，鐘擺似乎在朝著工作時間方向擺動，無論是通過提高退休年齡還是每周更多的工作日。在這方面與其說希臘是個打破趨勢的國家，倒不如說它是個趨勢設定者。

（作者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